Wolfgang Lörscher言簡意賅將雙語主義(bilingualism)分成三類: (一) 可運用自如使用兩種語言，使用程度與母語無異，或一如母語般的精熟；(二) 與第一類說法相反，只要對另一語言的聽說讀寫技巧，能以任一種技巧表達或了解其意，即可視為雙語主義；(三)日常生活中，在可以使用或必須使用兩種語言的場合時，即使雙語使用人可能因溝通內容的熟稔度，其聽說讀寫能力沒有十足到位，但他的雙語能力立即派上用場。[2] 這種分類提醒我們，我們的雙語教育是要做到哪一種地步? 第一類過嚴，台灣大概無法企及，因為我們既沒有中英雙語環境，也沒有像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曾經被英語系國家殖民過的英語遺緒(the English legacy)，再加上中英語語法大相逕庭，不像國台語同屬漢藏語系，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可來去自如。第二類的雙語主義太過寬鬆，台灣英語教育大抵已符合所定義，對提升英語力幫助有限。我們可以努力的應該是比較中庸的第三類，透過雙語教學培養學生能適時適切運用第二語言。因此到底哪一種雙(英)語教學模式可以在中英兩種語言的環境下，即時幫助我們的「雙語能力派上用場」。

英語教學法不一而足，例如有情境教學法 (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聽說教學法(audiolingual method)，全肢體反應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全語言教育 (whole language approach)，溝通式語言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自然學習法 (natural approach)，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3]。台灣雙語學校大都使用沉浸式教學法 (immersion method)，以及目前礙於各種因素無法廣設雙語學校，而雙語教育推動又迫在眉睫，於是教育部推動以「學科內容與英語結合教學法」（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來提升國民教育的英語力，[4]希望在2030年這些CLIL的學生上大學時，已具備溝通無礙的雙語學能。

英語一直被當成學科在教，學生也把它當成學問在學，除非特別有心，否則專門科目像物理化學數學音樂體育等，很少可以用英文完整表達；例如做數學題目或算術時，大家都會回到第一語言的情境，用第二語言，勢必卡卡的算不出來；再例如我們從小非常熟悉習慣的十二生肖順序，不論是台語、國語或英語，也很難自由轉換。台灣知識界讀寫能力優於聽說，主要是傳統文法教學法所致。當然學習深奧文法與字彙並非毫無用處，它是可以幫助分析瞭解艱深句型，但不是很實用，因為連母語人士也不太會用，甚至不懂。

現在推動雙語教學的「學科內容與英語結合教學法」，是把英文拿來當作學習學科知識的工具，一掃過去兢兢業業於字彙、句型、文法的學習，讓學生不僅學習學科內容也學習英文，這種「雙焦目標」(dual-focused aims)學習的原提倡人為芬蘭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的David Marsh, 他認為學科或部分學科用外語來教，學生學習學科內容時亦一併學該外語。Marsh 指出:

「學科內容與英語結合教學法」(CLIL) 指的是雙重焦點的教育情境，第一語言並非唯一使用的語言，在非語言內容的教學與學習裡，另一語言也是採用的媒介。CLIL 強調雙重焦點，因為有別於學生學習重心不是偏重在學科內容就是在語言本身，CLIL總是兩者兼顧的學習。[5]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refers to any dual-focused educational context in which an additional language, thus not usually the first language of the learners involved, is used as a medium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non-language content. It is dual-focused because whereas attention may be predominantly on either subject-specific content or language, both are always accommodated.)

其實，CLIL是另一種形式的沉浸式教學，把學習者的語境空間和學科內容結合，讓學生不僅僅只有英語課才接觸得到英語。

現在我們要關心的是，如何把「雙焦目標」顧好，亦即學科內容與語文學習成效如何相得益彰。有識之士擔心，以第二外語教學科內容，不管偏鄉或都會區英文程度不好的學生上課時會不知所云而失去學習興趣，而都會區英文程度好的學生，將更成為社會菁英中的菁英，甚至憂心雙語教育的實施將擠壓本土語學習[6]。這些憂心不是沒有道理。但英語力的增強，是台灣人力素質可以與國際接軌的機會。我們現在若不摸著雙語教育的石頭過河，就永遠過不了河了。

文 / 英國語文學系  吳萼洲主任
出版 / 2021年5月4日

[1] 詳見國發會、教育部，〈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2030 雙語國家政策(110 至113 年)〉，109年8月。頁1-3；19-24。

[2] Lörscher, Wolfgang (2012). “Bilingualism and Translation Competence.” SYNAPS--A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27. 3-15.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52135164.pdf

[3] Richards, J., & Rodgers, T. (2001).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張玉芳 (2020)。〈淺談2030雙語國家政策〉。臺灣教育評論月刊，9（10），頁19。

[5] Marsh, D. (2003). “The relevance and potential of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for achieving MT+2 in Europe.” ELC Information Bulletin 9 - April 2003  http://userpage.fu-erlin.de/elc/bulletin/9/en/marsh.html

[6] 參見劉怡君(2021年5月3日)。〈台灣雙語教育弊大於利〉。中國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10429004676-262110?chdtv